据《卫报》10月7日报道，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相信技术能大体解决气候危机的科学家，比怀疑技术作用的同行更少参与气候相关公民行动。研究基于对115个国家9000多名科学家的调查，相关报告已发表在《环境研究快报》上。

研究给出的数据是，持“技术乐观主义”立场的科学家签署请愿书或参加抗议的可能性比怀疑技术作用的同行低23%，进行减少航班、改为纯素或素食等高影响生活方式改变的可能性低18%。他们报告参与公民行动和抗议、签署请愿书以及倡导活动的频率也更低，同时更少减少航班次数、削减汽车使用或主要遵循纯素或素食饮食。

在被调查的科学家中，27%同意“技术将大体解决气候变化造成的问题”，44%不同意，29%既不同意也不反对。报告还发现，技术乐观主义在政治观点偏右以及从事应用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中最为普遍。

报告主要作者法比安·达布兰德说，认为技术将大体解决气候变化及其后果的信念，可能导致过度依赖未经证实的解决方案，而忽视应对气候和自然危机所需的深远社会经济转型。他说，技术解决方案在政治上往往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承诺无需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消费方式就能应对气候变化。达布兰德说，在个人层面也看到同样趋势：对技术解决方案的信心越强，参与气候行动越少；但技术无法替代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和大规模消费转变，而这些同样必要。

未参与该研究的曼彻斯特大学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中心教授凯文·安德森说，据他的经验，相当一部分从工作中获得高收入的气候学者，尤其当收入伴随声望、地位和荣誉时，会热情接受一种逃避性的叙事。他认为，这种叙事让人避开个人责任的不适感，维持一种自相矛盾的信念：他们深切关心子孙后代将继承的世界，却继续过着对问题造成不成比例影响的生活。安德森还说，对未来技术拯救的信念提供了另一根拐杖，把希望寄托于明天可能到来的解决方案，从而推迟今天的艰难选择。他说，这些承诺的证据基础常常远低于他们要求他人研究达到的审查标准，结果造成科学实践的显著倒置：证据的含义越令人不安，人们越热衷于相信证据并不支持的未来。